杨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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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杨献珍

真理的力量

雕塑 徐堂根作


  20年前的春天,以86岁高龄返回故乡———郧县安阳镇的时候,杨献珍,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去完成一件常人的心愿:祭扫父母的坟茔。20世纪 20年代末,当他以共产党人身份离开郧县时,不知是否料想到一个革命者牺牲的常常是个人的一切?正如杨献珍一生多次身陷囹圄,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他的信仰贡献了一生。这个性格倔强的人,从不会因压力因艰难而改变追求、放弃真理。

    一

  杨献珍的先人从外地迁到郧县安阳开荒时,只是为了能安身立命。1896年,当长子杨献珍出生时,勤扒苦做的父母终于有了几亩地,还开了个小作坊。像所有中国农民一样,送孩子出去读书成了他们最大的心愿。1916年,杨献珍考入武昌国立商业学校。临近毕业时,爆发了“五四运动”,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杨献珍积极投身运动中,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不久,他返回郧县,出任了郧县中学的校长。在其父母看来,长子有如此出息,就让人备感宽慰了。他们决然没有想到,杨献珍不仅自己走上了一个反抗者、一个革命者道路,而且将视他为楷模的3个弟弟也引上了革命之路。

  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鄂西北第一批共产党员。在边教书边发展党的组织中,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次年,“马日事变”后,反革命屠刀举向了共产党人,同许许多多革命者一样,杨献珍被捕入狱。这个不会低头的人几年后出狱仍然奔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只是他的天地更加广阔了,遵从党的指示,他来到了北方。1931年春,中共河北省委遭到破坏,他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60多人一起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作为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杨献珍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供同志们学习,从而使一所敌人用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共产党人的“狱中红色党校”。多年后,许多当事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说,杨献珍提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是他们战胜困难,坚定信仰的力量源泉。

  也许就是这一段狱中经历,更加决定了杨献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哲学家身份,也开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普及和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的工作。

  1940年1月,杨献珍担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不久兼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党校教育生涯,曾先后担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马列学院教育长、副院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从1940年起,杨献珍长期从事党校教育、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20世纪40年代,在晋察冀发生了一件轰动解放区的事。那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其中的曲折,现在很少有人提及。赵树理在县政府接触到一个悲剧案例,感受很深,详细讲给杨献珍听。杨献珍听后极力主张赵树理将此写成小说,变悲剧为喜剧,并与赵一起构思。可写完后无处发表。杨献珍找到了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因为她是北方局妇救会的领导,过问有关妇女的工作是其分内的事。浦安修也很喜欢喜爱赵树理的新作。她向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力荐,但仍被婉拒。于是杨献珍和浦安修商量,还是要找彭副总司令开绿灯才行。彭德怀当着他们的面为其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1943年秋天,《小二黑结婚》终于出版并引起轰动。作者赵树理也一举成名。杨献珍特别强调,这是从群众中来的作品,又回到群众中去,这是赵树理搞调查研究结出的硕果。

  解放后,杨献珍出版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至今仍被认为是唯物主义哲学中重要的著作。尽管长期担任党校领导,杨献珍却经常带领党校学员到实际工作一线搞调查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他带领党校学员来到郑州调研。他在河南省党代会发言材料中,看到某县县委书记写道: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等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他大吃一惊,如此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党的文件中!他当即与省主要领导面谈,指出这是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武汉,他当着省主要领导的面,要求吃一个报上登了的那种南瓜。孝感有一个地方居然号称产出了60公斤一个的大南瓜!

  在那样一个“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浮夸年代,杨献珍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品格。当时“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风”在很多干部中颇有市场。杨献珍走到哪儿,批到哪儿。1958年,杨献珍对越来越猖獗的“浮夸风”深恶痛绝,他在一切可利用的场合中大讲 “浮夸的根源是把思维当存在”,极力反对哲学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在“反右”斗争中,杨献珍坚信,中央党校没有一名右派。但康生一伙就将他的秘书小汪划为“右派”,意在敲山震虎。但他仍不退缩。1959年,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模式,把与彭德怀私交颇深的杨献珍批判“五风”的言论诬蔑为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把校长职务降为副校长。

  1963年,身处危境中的杨献珍,仍“不识时务”地提出了“合二为一”观点。以投机哲学为己任的康生于是又抓到了一个“大辫子”:这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 “一分为二”!杨献珍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的。但在那样一种大背景下,杨献珍再次被打倒,所有的职务全部被免。

  历史学家在评论那段历史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弯路在学术上起点就是:哲学上的“杨献珍案”、历史学上的“邓拓案”、文艺上的“胡风案”。

  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杨献珍的正确。

  1992年,96岁的杨献珍辞世。他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意。

    三

  杨献珍离开郧县后,他的3个弟弟也跟随着他的脚步离开了家乡。他最喜爱的小弟牺牲在抗日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常常都是这样:一人革命,带动全家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杨献珍想起了他的故乡。可故乡再没有了亲人,似乎也就没个“根儿”了。20世纪60年代,他要求他的侄子杨国杰从湖南回到郧县,借此来加强他与故乡的感情联系。杨国杰来到郧县在党校从事教学,但侄媳却因这一调动失去了工作。可杨国杰从没因此找伯父杨献珍寻求解决。杨国杰对我们说:“伯父尽管担任着党的高级干部,却从来没有为家人谋一点私利。他一生坦荡,刚正不阿。”

  但杨献珍为故乡的发展和建设却不遗余力。郧县现有的大型建设项目,许多都是在杨献珍的直接关心下促成的。家乡人民从来也没有忘记这位郧县人民的儿子。在郧县实验中学,建有杨献珍纪念亭;在烈士陵园,建有杨献珍纪念亭;在郧阳师专,竖立着杨献珍全身像;在郧县博物馆,辟有杨献珍纪念室。

  1996年,在杨献珍诞辰100周年之际,十堰市和中央党校联合召开了杨献珍哲学思想研讨会,并成立了“杨献珍教育基金会”。

  杨献珍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的思想、尤其是他在逆境中发出的声音,至今仍在我们耳边萦绕,仍然振聋发聩。